文章转自《香港皇室国际贵族拍卖有限公司》公众号。1902年12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由随袁世凯来天津主持北洋实业的周学熙筹办的“北洋铸造银圆总局”正式开制，简称北洋银圆局，不再附属机器局，成为独立运作之专业造币局 (厂)。其以当时铜钱缺乏，“私钱充斥，银价日疲，仅铸银圆.不足.以纾市面”，奏请比照粤、闽、宁等局生产获利较高的铜元获准。
文章转自《香港皇室国际贵族拍卖有限公司》公众号。
1902年12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由随袁世凯来天津主持北洋实业的周学熙筹办的“北洋铸造银圆总局”正式开制，简称北洋银圆局，不再附属机器局，成为独立运作之专业造币局 (厂)。其以当时铜钱缺乏，“私钱充斥，银价日疲，仅铸银圆.不足.以纾市面”，奏请比照粤、闽、宁等局生产获利较高的铜元获准。
北洋十文小坐龙
北洋银圆局所造银币沿用了北洋机器局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版坐龙的形式，铜元亦依样画葫芦，初期生产的是冠以“户部”铭文的光绪元宝五文、十文及二十文三种面额铜元气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户部总厂开工，北洋银圆局制造恢复“北洋”两字的十文及二十文铜元，除 名称变更外，其余不变。然而在北洋铜元中，有一种俗称“小坐龙”版的风格与其他迥然不同龙鳞雕刻较细、左右龙爪方向相异，十分突。其来龙去脉，值得探讨。
1979年4月，英国钱币学者李察·伟德(Richard N.」.Wright)发 表一篇《伯明翰造币厂与大清帝国的造币》提供了有趣的线索。此文以伯明翰造币厂的两份数据为主:记录以实际模具试作的打样记录册(Coin Book)及包括制成样币随货交运数量的领班笔记簿(Works Foreman's Notebooks),遗憾的是两者皆有残缺。若在伯明翰厂内库藏清理找到样币或模具等实物，并记录在上述两簿本内，或有其他档案亦记载，则无疑问是伯明翰厂制成，如无实物而记录又不完整，则有讨论空间。
打样记录册载明中国部分的模具及样币有54项。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有七三反版四种、广平机制方孔一文、广东百枚换一圆、江南 种、宝宁机制方孔一文、湖南壹圆及半圆两种、陕西五种、浙江银币四 种及铜元当十等共计24项。其他无法拍板的30项中，包括提供“天津”的五十文、二十文、十文及五文的四种模具。由于是登录在打样记 录册上，而且录有重量的数据，表明曾制作样币，遗憾的是领班工作笔记簿没有找到记载。
德国拜赫(Otto Beh)厂库房中发现制作清代龙银币模所用的无地名二原模(hub),为阳面;只要以另一块钢坯上压印复制一具阴模，再打上省名即可完成所谓的祖模(masterdie)。1904-1905年，英国伯明翰厂由于订单应接不暇，有运交制模工具如 冲头等，由国内局厂自行完成之例。未购买机器者，甚至于有可能通过中间商进行交易
伟德摘录自伯明翰造币厂的数据正确性毋庸置疑，整体而言其分析亦多精辟，惟语言隔阂无法查阅中方文献难免有所缺憾;但吾人根据他提供的讯息，却可以解开诸多疑惑，北洋十文铜元的“小坐龙”版即其中之一。巧的是伟德注意到小坐龙神态接近伯明翰厂代刻模具的风格.。1990年5月，李察·伟德再次发表有关天津各造币厂的论述，指出由拼凑的数据显示伯明翰造币厂曾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中期供应北洋银圆局12架造币机，上述四种铜币模具随货交运。由其他记载查核，此年6月有一笔机器订单数量与此相符，推算年底前可送达。
也就是说，这批机具交付时间恰吻合次年铜元上“北洋”局名的变更时机。或因英国雕刻模具冠的是“户部”名或因其他原因，正面没有采用而只保留背面或修改英文后再用，可能认为与银币及其他铜元形式不一致，未全面推广。另外，五十文、二十文及五文这三种面额，判断十文非主要生产项目、五十文则“于法无据”、五文则毛利太低，皆弃之不用。
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打样记录册所载为天津试制铜元样币之种类及重量如下:
由于此为打样记录，且重量精确至千分之一克，故相信当时制成样币各若干枚，但迄今从未有听闻，推论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应已永久遗失。
山东十文小坐龙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山东巡抚周馥奏请“仿北洋模式，改刻山东字样”在省城济南设铜元局。次年七月(1904年8月)开制光绪元宝当十铜币，所出铜元中有仿北洋将局名分列两侧者，俗称“横山东”。而其背面即采用“小坐龙”版设计，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北洋银圆局总办周学熙乃周馥之子， 借助地利人和之便。笔者认为，山东铜元局开办初期，难免技巧生疏,，儿子助父亲一臂之力乃理所当然。如今来自国外的资料，可补充说明此制作较为细致的龙纹，其来有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