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陈璧币制改革实践探析林航林烨维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12月19世纪后半期，世界白银产量大幅度增加，西方主要国家纷纷放弃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而向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进行转变，从而导致世界金银比价开始波动。与此同时，清末一直都是实行制钱与银两并行的双重本位制。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又伴随着一系列
清末陈璧币制改革实践探析
林航 林烨维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2012年12月
19世纪后半期，世界白银产量大幅度增加，西方主要国家纷纷放弃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而向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进行转变，从而导致世界金银比价开始波动。与此同时，清末一直都是实行制钱与银两并行的双重本位制。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又伴随着一系列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中国政治经济的日渐衰弱，这种双重本位制逐渐崩溃，银贵钱贱、币制混乱，引发了严重的货币危机。此时陈璧作为一个清末中央委以重任、思想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官员，针对清末时局提出一系列币制改革的主张并身体力行的进行实践，为近代中国币制的转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文主要从经济思想史与货币史角度对陈璧的货币改革实践进行深入地探析，并以史为鉴，对当今中国货币制度的建设进行现实的思考，有助于从经济史角度更为深入地理解清末经济，更充分全面地考察清末币制改革实践对近代货币制度变迁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期进一步完善当今的中
国货币制度以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一、清末陈璧币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一)币制混乱，私铸泛滥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政治和经济进行渗透，政局动荡的同时，货币制度也异常混乱，私铸现象泛滥。铸局众多，不仅中央设有铸局，地方也设有许多分局。私铸分为“局私”与“民私”，局私即是官局私铸，官局人员假借官铸之名进行私钱的铸造;民私是指民间私铸，民间造假者偷偷铸造私钱。如此众多的铸局与私铸现象的泛滥有着莫大的
联系。
首先，各地都自由铸造银锭，不仅名称不一样，而且成色也各异。每个地方的白银单位“两”的标准以及每种银锭的含银量都不尽相同，民间所用的银锭都未必是足银的。银锭的标准不一且种类众多给商品的流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次，制钱也是异常混乱。中央不仅设有户部、工部铸造制钱，且各省也能自行设局铸造制钱。各局所造的制钱不一，制钱上铸有其局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又由于各地的计数方式不一样，本规定以千文为一贯，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有的远不足千文，造成很大的流通困难。魏建猷先生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一书中提及，长沙一贯为997文，南昌为950文，太原为820文，陕西为700文，京兆则仅为102文。同是一贯钱，各个地方相差却如此之大，再加上各地所铸造的制钱优劣不同，品质不一，民间私铸的制钱，质量极差，掺有沙子，掷地即碎，极不利于商品的流通。此外，铜元的滥铸现象亦相当严重，铜元的铸造最先是从广东开始，是用机器铸造，效果良好。随后各省督抚得知铸造铜元可获得颇厚的利润，纷纷接受光绪帝 (1901年)发布的谕令，购买机器，大量铸造铜元。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铸铜元的省份已有 17个之多，有厂20处，铜元铸造泛滥。由此可知，大量的劣币与巨额的铜元充斥于市面，导致了商品价格的紊乱并使币制更为混乱。
(二)金贵银贱，银贱钱贵，货币比价失衡
19世纪末，世界白银产量大幅度增加，一方面是由于美洲新银矿的发现，另一方面是由于白银开采与冶炼技术的进步。而此时许多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发生变革，都纷纷向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进行转变，且都一一放弃了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导致了世界金银比价开始波动。世界对黄金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而对白银的需求则是大量的减少，白银价格呈下跌的趋势，因此就形成了金贵银贱的局面。面对世界范围内的银价下跌，清朝
实行制钱与银两并用的双重本位制，对于当时清朝所行使的货币制度而言无疑是一场猛烈的冲击，进一步导致了中国货币制度的紊乱。在20世纪初，世界银价更是忽高忽低，又跌又涨，变动不止。
总体而言，银价是呈下跌趋势的，虽然在短时期内有过回升，但还是呈回落态势。由于日益下跌的银价使百物因之腾贵，以白银衡量的铜与铅的价格相对增昂了两倍，以铜和铅为主要币材的铜钱价格也随之增昂，“银贱钱贵”的基本形势就随之形成了。
(三)外国银元的流入加剧货币危机
清朝时期，中国的货币主要是以银两与制钱流通为主，五口通商之后，中外往来更为密切，外国银元就开始流入到中国，有加罗拉银元，又名本洋，其次有墨西哥之鹰洋，还有日本银元、贸易银元等等，都大量地流入中国。中国银两形式、成色都不一样，在流通使用时造成不便，而外国流入的银元则是式样整齐，且很轻便，不论是携带还是使用都很方便，于是受到了商人百姓的好评和欢迎，随后便喜好使用外国银元，且有向各地区扩张之势。这时清朝意识到了危害性，为了抵制外国银元不断扩张的趋势，也开始自铸银元。中国所铸的银元成色各异，参差不一，且种类繁多。其中，一元银币有15种，半元银币有3种，二角银币有7种，一角银币也有7种。由此看来，外国银元的流入，已经使中国的货币制度变得紊乱，又加上外国银元与中国银元之间又有价格的差异，更加使中国的币制混乱不堪。
二、清末陈璧货币改革的具体实践
清末币制改革问题的讨论相当激昂，并引发了各种不同的争论。此时陈璧作为中央委以重任的官员，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从全国的利益出发，针对货币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并得以实践，具体措施包括:
(一)巡察各造币厂，整顿铜币
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广东开始试铸铜元，随后各省纷纷购买机器也开始铸造铜元，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国铸造铜元的已有17个省22个钱局。铜元私铸、减重的现象十分严重，若不加以制止，则后患无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财政处会奏整顿铜币，整顿合并各省造币厂，邮传部尚书陈璧被任命去考察各省铜币铸造的情形。随后当年十一月，陈璧开始出都南下，他先后巡察了河南、湖北、江宁、广东、福建、直隶、四川，苏州、安徽、山东、江西、浙江、湖南等地造币厂，从设厂开铸至考察之日止对各造币厂的地址、厂房设备规模、机器成本、余利出入款目及物料数目等均作了详细精确之统计。此次考察铜币达到7个月之久，陈璧19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地所铸造的铜元总计已经多达123．8亿枚，而1904年仅为16．9亿枚，1905年则为75亿枚，到1908年，更高达124．3亿枚。巡察结束回到京都后，陈璧如实禀报了考察铜币的情形，并提出了自己的整顿方案。他对各省造币分厂酌拟划一章程共十六条，里面提及:“各厂现在每日铸数，河南四十八万枚，湖北二百万枚，江宁二百八十万枚，广东四十万枚，福建三十万枚，四川二十余万枚，直隶六十万枚。与以前限制之数互有增减，此时市价惟河南为最高，四川次之，湖北尚称平稳，江宁已日见跌落，直隶分厂则与总厂互相维持，未肯减价多销，市价亦无定准，广东、福建不甚行用，虽所铸较限制之数为少，已恐销售为难。应即遵照前财政处、户部原奏，核定铸数，行令各厂遵办，仍不时考核市价，如跌落太甚，即随时减铸、停铸，以维圜法。”“应令度支部饬由造币总厂详议，将铜币镌刻字样、花纹，改定模式，颁发各厂，俾归一律”，“其在本省及裁并之省，均准商人贩运……”他认为，应该限制铸造铜元的数量，收回铸造权;由中央政府统一规范铜元的模式;再者，造币厂过多，势必造成滥铸，应裁并造币厂，将众多的造币厂裁并成九处;准许商人对铜元进行贩运且销往各地，以达到广泛流通的目的。
(二)实行银本位，确定了主币与辅币
陈璧不仅对铜币提出自己的整顿方案，对银币也有自己的见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提出“惟有赶铸新式银币，以铜币为之辅助，定铜币若干枚易银币一元，公私款项出入一律如是，则易中之品以银币为主，民间行用铜币，但视银币准价值，自无须与制钱较铢两，一面仍照各国辅助货币之例，限制铸造，庶法价可以维持，而圆政亦得资补救矣。”他主张确定本位币与辅币，以银元为主币，铜币为辅币。对于各地的银钱官票，陈璧指出其发行泛滥，应由中央统一发行纸币。在《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续第十三号》中又指出“用部臣之策则旧银元之市价必与国币之市价同一，断无收回之望，若诚欲改铸旧银元则无论迟早终须以实值兑换实值，则何不早行之，而何必为此仆仆以介民怨，其不当行入，也要之本位货币即主币之自由铸造已成各国通用制彼，他国之政府嗜利甯独不如我然必出于此者，理势不可不尔也，盖货币管国民生计之枢机，其数量须恒与全国所需要者适相吻合，过多过少则皆为病，然欲使货币数量适合于全国所需要此决非恃智术所能测示也，而当因而利导之听其自己其在辅币，则中央银行兑换不补水国库纳税收受无限制之法是已如是，则辅币供求之率不期平而自平也，其在主币则自由铸造之法是也行自由铸造，苟国中主币太多民自能熔之以为生银若主币太少民自能纳生银以托铸。”他认为应改铸旧银元，其铸造的数量要与全国所需要的数量相适应，而不能多铸从而引起滥铸现象，且要合理估算预测主币与辅币的供求需要。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清王朝才采纳了陈璧的建议，颁发《币制则例》，正式规定了以银元为本位币。
(三)创建交通银行，整顿当铺钱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陈璧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要赎回京汉铁路的利权而奏请设立的。陈璧上呈《拟设交通银行摺》，具体说明了设立交通银行的理由。创办的主要目的有三点:一是负责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四个事业单位的一切款项收付的办理，包括存款、放款、汇兑各项业务等，可以将资金集中起来，更加方便灵活的调动。奏称，各路存放款项向由汇丰、道胜、华比等外国银行分头存储，“各立界限，此盈彼绌，不能互相挹注”，并且款项“由欧汇华、由华汇欧又不能自为汇划，坐受各银行取利而镑亏之折耗”，四个事业单位的款项都存储在汇丰、道胜等银行，以此操纵利权，对我国极为不利。二是“京外各商埠外国银行合群竞进，度支部虽设银行势力尚难悉敌，自应联合官商广设银行，以为中央银行之助。”三是利用银行来筹措资金，发展交通事业，避免举借外债受制于外国资本。奏称，“欲筹借资本，无抵押者不足取信”。京汉铁路的赎回迫在眉睫，需要一笔巨额的款项，必须要有专门供应资金的部门。赎路之前发行股票、债券也“须由银行担任。”从中可看出，陈璧对创建交通银行的举措实属深思熟虑之后，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事宜。他认为交通银行的创立，“外足以收各国银行之利权，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
势力”，并且“是轮、路、电、邮实受交通利便之益，而交通利便固不仅轮、路、电、邮实受其益已也”。于是陈璧对西方各国普通商业银行章程进行效仿，并参照国内已奏准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等经营规则，草拟交通银行章程三十八条，附于奏摺上呈。但第一次上奏并没有得到批准，直到第二次复批，清朝才采纳了他的建议，准许着手创设交通银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交通银行在北京成立，其资本额定为白银500万两，实收250万两，在5万股股份中，邮传部认购2万股，其余3万股，无论官民，都能认购。
此外，陈璧还主张对当铺钱庄进行整顿，对于当铺，他提出先恢复其营业，并规定不论是何种货品，都以30个月为期满当，且限制典当利率，不准任意增减。对于钱庄，他建议设立钱商五户联保之法，钱铺如有倒闭，勒令该铺业主限时追赔，如三年还赔付不完，勒令与之联名互保的四家钱商代赔。此外规定钱庄还需有充足的发行准备金，钱庄所出钱票不
准超过发行准备金之数。
三、对清末陈璧货币改革实践的评价
陈璧作为清末的重要官员，在清末时局动荡，金融秩序杂乱不堪时期，对币制改革亲力亲为，提出币制改革的方案并使其付诸实践，为此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
(一)统一度量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铜币进行整顿，规范铜元模式，收回铸造权等一系列举措体现出陈璧对货币理论的合理见解。铜币铸造的泛滥势必会影响到商品流通的杂乱和社会的稳定，且也违背了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从而引发铜元的贬值和物价的高涨，使良币被劣币所驱逐。限制铸币数量，收回铸币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避免了私铸、滥铸的行为，对货币进行统一发行体现陈璧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统一货币，可以使中央直接掌控货币权，维护金属货币信用体系，维护清末商品经济交易的信用环境;度量衡的统一，可以让全国处在统一的标准下，节约的交易成本，更有利于商品的流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统一。
(二)加速了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近代转型
陈璧提出实行银本位，以银元为主币，铜币为辅币，对于清末经济的时局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时的清朝，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又加上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对中国的币制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中国货币制度相当紊乱。清朝长期以来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制度，货币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铸造银币，实行银元本位一方面符合中国传统以银交易的习惯，便于民间商品货物的流通;另一方面则可以抵制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的大量流通，维护中国自身的货币主权，从而达到稳定中国金融市场的效果。银元本位的实行与当时清朝的经济状况相适应，且对于当时晚清实行的制钱与银两并用的制度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近代转型，即从银两本位向铸币本位转变，从分散的铸币权向集中的铸币权转变，也为金属货币过渡到纸币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
(三)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稳定了清末金融秩序
20世纪初清王朝存在的最后十年中，京城乃至全国由于受帝国列强主义的入侵，许多当铺钱庄都被抢掠，金融秩序杂乱不堪，百姓受害，金融行业信心大减。陈璧创建交通银行，可以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通过银行这个机构使其汇集成为发展交通经济的资本，整合了我国的内资，为后来的铁路利权回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准备;整顿钱庄当铺的经营秩序，对当铺钱庄进行更为严格的规定，加强对当铺钱庄的管制，而使其不再过于放任自流，这样不仅可以加强金融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清末金融秩序，使被八国联军侵略后的京城金融秩序逐渐得以恢复稳定，使民心得到安抚，增强了百姓对金融行业的信心。
(四)时代未能赋予其币制改革主张以充分实现的机遇
陈璧对币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主张折射出他对当时币制问题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陈璧的币制改革主张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改革的道路总是艰辛的，改革总会牺牲某些贵族重臣的利益，晚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以及政局动荡等种种原因使得陈璧的改革主张历经诸多波折之后也只能得以部分实施，由于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陈璧则是势单力薄，最终还是遭到贵族官员的弹劾，罢官回乡。随后不久，清朝衰亡，被民国取而代之。
四、对当今中国货币制度建设的现实思考
陈璧在清末币制混乱时期针对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方案，并身体力行地实践，其主张最终虽然未能充分实施，但自有其历史进步性，联系现实，引发笔者如下思考:
(一)中央政府的权威和信用是货币制度改革的基础
清末政局动荡，币制问题混乱不堪，民间铜元私铸现象越发的泛滥，又加上外国列强主义的入侵，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银两与银元的冲击，使中国的币制问题愈加严重。时代赋予了陈璧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进行币制改革的使命，针对币制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进行一定的改革:整顿铜币，收回各地方的铸造权，严格控制货币铸造的数量，将纸币发行权收归
中央，由中央统一发行。从中可以看出，陈璧的主张是为了加强清朝中央对各地方货币发行权的控制，具有中央集权的倾向，在清末货币金融方面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外国列强的侵犯，中央政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冲击，货币制度改革没能得以充分的实施，最终清政府还是走向了灭亡的道路。由此看来，货币制度的改革与中央政府的权威有着莫大的关系。由于币制改革事关政府的信用，只有树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政局稳
定，才能为货币制度改革提供良好的契机。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金圆券的改革与此有着颇为相似之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因发动内战，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和物价疯狂上涨。1948年，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发行金圆券来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然而金圆券发行限额没有得到严守，为维持日益扩大的军费开支，政府没有控制通货的发行，只是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货币秩序的混乱，市场崩溃。人民对国民
政府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国民政府没能很好地树立政府的权威和信用就贸然实施币制改革，不但没能取得良好的成效，还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纸币本位时代，货币已缺乏实体金属价值的支撑，都是以政府的权威和信用为基础发行的，人民愿意使用纸币作为流通媒介，是因为对政府权威、财力和自我约束信用承诺的信赖。同样，政府的权威和信用也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以1997年的亚太金融危机为例，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赢得了信誉，在东南亚区域得到了一定的流通，从而把握住货币金融主导权。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更需要加强货币制度建设，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和信用，才能为人民币从区域化走向国际化奠定坚实的政府信用基础。
(二)健全的金融体系是货币制度稳定的根本保障
一个稳定完善的金融体系才能应对和防范各种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保持币值的稳定，不会造成过度的通货膨胀或紧缩。在清朝之前，中国还未出现银行，只有旧式的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陈璧在晚清提出创建交通银行，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也为利权的回收创造了条件。陈璧还对当铺钱庄进行整改，稳定了当时的金融秩序。陈璧筹建银行、整顿当铺钱庄的举措反映出他对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视，对以银行为渠道进行社会融资已有了先见之明，为货币制度稳定提供了根本保障，使得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逐步形成，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当今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金融体系的建设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想到2007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由于对金融体系缺乏监管，造成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对金融体系造成摧毁性的打击，并且还蔓延到全球，使全球的金融体系及经济都受到强烈冲击。因此，健全的金融体系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保
障，这就需要我国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当前，国际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各种潜在风险因素，所以，必须完善金融监管以避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并能有效应对外来风险的金融监管机制。我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社会融资大都集中于银行这条渠道，使得银行的风险大大的增加。我国应建立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形成开放大国金融体系的现代框架。不断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才能使我国更好地融入和适应世界金融体系，更好地应对各种金融风险的冲击。
(三)以务实的改革态度积极地推动货币制度建设
陈璧在19世纪末针对清王朝的币制问题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一系列举措都能折射出其求真务实的改革观。在当时政局动荡的时期，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各学派立场不一，为其利益引发各种争论。陈璧全面考量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躬身实践，亲自出都，历时七个月巡察十多个地方的造币厂，针对种种弊端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陈璧深受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所坚持的实地调研的务实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陈璧务实的改革观与邓小平实
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且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改革观也与儒家文化相融。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改革的姓资姓社问题成为我国热议的话题，并渗透着多方利益的博弈。邓小平务实的“白猫黑猫论”突破了守旧思想的禁锢，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使中国得以发生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这种务实的改革态度对于当今的货币制度建设也是值得借鉴的。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在币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应密切关注全球货币的新动态，考虑各方面
的综合因素，结合我国货币制度的具体情况，合理制定有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制度，从而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为了防范以及减少全球金融的冲击，我国应以务实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货币制度的构建和改革，争取IMF的话语权，积极主动地把握货币的主导权，而不是被动地去适应国际货币体系。
陈璧作为清末中央委以重任的官员，一个务实的实践家，虽不是赫赫有名，但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地为晚清币制改革提出种种建议并加以实践，对清末币制改革做出了诸多贡献。陈壁作为福州人，其很大一部分思想受到福建近代理学的熏陶，以实践为基础，提倡扶危救济、辅世泽民的经世之学，当然由于其本身对世界认知的限制，以及时代背景的局限，也无从对中国的币制危机提出更为系统的改革方案，但陈壁以其丰富的经历与实践，对晚清的币制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相当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