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铜元

概述

川督岑春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始议铸造铜元，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在成都机器局(即老兵工厂，在东南角拱背桥)内开工试铸。

试铸时，只将以前铸制钱的压钱机加以改造，仿户部颁发的祖模铸造。到年底，铸了三种面额，当五、当十、当二十，合制钱三万二千五百余串。“为数虽不多，然民间乐于行用，各州县纷纷具文请领，所铸铜元一售而空”。在钱法已坏，制钱制度走投无路之时，铜元的出现使清朝钱法摆脱了困境，出现了暂时的生机；同时，四川在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年间，铜元获利556.315两，折合银元数930元。在这有利可图、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川督抚饬令“赶紧铸造，不得仍前因循”。于是，铜元局员工日夜赶铸，还议筹添机器，加修厂房，派员驻宁远、会理专司办锅，并拟购洋铜以资铸造。

四川铜元开铸较迟，且蜀地辽离，人口众多，交通不便，边远地区流通甚少。因此，各省归并厂局后仍保留川厂，易名为“四川户部造币分厂”，每月铸数不得逾六十万，成色重量遵户部奏定章程。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四川的边远地区，铜元仍感不足。据《古宋县志初稿(1935年版)，“在清光绪三十四年间，初有当十，当二十铜元输入古宋”。但在成都、重庆及附近郊县铜元却“充斥于市，小民愁苦，百物腾贵”。这种地区之间的分布不平衡，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禁铸”与“放铸”的矛盾。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户部下令，全国各省铜元局暂行停铸。此令发后，四川总督赵尔丰首先电请免停。几经周折，遂得卢部允准。四川得以续铸。

宣统元年(1909)十月，都察院代表张毓英条陈铜元严重充斥，请度支部设法挽救。度支部又下令各省停铸。各省督抚奏请待余铜铸完，即行停止。

此时，川厂余铜也将铸尽，仍拟购铜续铸，遭度支部驳回。又川滇边务大臣奏称“边地辽阔，铜元不敷，尚须续铸”。度支部只得暂准。

因此，四川铜元自开铸起到宣统末年，从未停止铸造，始终存在着“禁铸”与“放铸”的矛盾。

四川铜元的版式及铸数

清末四川铜元的铸造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宣统三年(1911)，共经历了九年的时间。其间所铸铜元几经改式，因而版式繁多。但按其版面文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光绪元宝；一类是大清铜币。若按其背面的龙纹，又可以整理出许多不同的种类。

四川铜元版式，详细记载的材料不多，还有待于进一步结合实物研究。现将几次铜元改式的零星材料摘录如下，以供同行整理参考。

光绪二十九年四川铜元版式“一面龙纹，一面大清铜币四字”(《蜀海丛谈》卷四)。

光绪三十年四川铜元改版。“查去岁所铸铜元，字文未免烦多，现仿鄂省式样改造，铸模上列‘四川省造’四字，下则分列‘当十’字样，其余龙纹花样均与旧式不同”

(《四川官报》第八册三十年四月)

光绪三十二年六、七月依户部所颂铜元改版。“面铸‘川’字，新元花纹字样均与旧元不同”(《四川官报》第三十册，宣统二年十二月中旬)。

以上是几次改版的文字记载。

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铸了当五、当十、当二十三种，成色均系铜七铅三。三十一年后就只铸了当十和当二十两种，成色遵部颁章程，定为铜百分之九十五，铅百分五。重量当二十者为四钱，当十者为二钱，当五者为一钱。据四川大学成恩元教授考证，在光绪三十年或三十一年，四川铸有当三十铜元。这是清末四川铜元中极少见的一种版式。

清未四川铜元的流通

清代自开国至道光之前(1644—1822)基本上沿用明朝晚期的货币制度，即白银与铜钱并行流通。到十九世纪，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既有银两、又有银元；既有制钱又有铜元，杂然并存。四川在光绪二十七年始铸银元，两年后又开铸了铜元。铜元就充当了银两、银元和制钱之间的中介。既对银两作价，又对制钱作价。

银元比银两使用方便，当银元出现后，民间大都愿采用银元。银元和铜元作为货币同时流通，彼此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价，银与铜的比率时常变动。

铜元初出时，由于大小一致，制造精良，人民乐意接受，所以市价竞超过它的名价。原定银元一元换铜元一百枚，而实际上在光绪二十九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都、重庆等地银元一元只能换到八十枚至九十枚不等。银元一元为七钱二分，而铜元成本则每百枚只要白银三钱二分七厘五毫因此差不多有对倍的利润。

到光绪三十一年后，铜元的铸数大大增加，银与铜的比价逐渐上升。到宣统时，银元一元能兑换铜元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枚不等。

铜元虽对白银和银元跌价，但对制钱的比价则是固定的，始终保持十与一的比。

这种银两、银元、铜元、制钱同时并行，没有法定比价和主辅币关系的情况，必然增加了货币多元化的复杂性。

从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四川共铸了铜元七亿余枚，而当时四川的人口也不过七千万左右。以后又不断铸造並把面额增大，以致供过于求，市场的铜元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同期商品流通的需要量。这必然受到货币流通规律的惩罚，造成铜元迅速贬值，市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

四川不仅有本省所铸铜元流通，还有外省流入，尤其川东。为了渔利，省与省之间又互相抵制，四川对外地铜元也禁用或折价流通。同时，铜元的地区分布严重失调，大中城市过剩，边远地区奇缺，这种情况不仅不能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多元货币流通领域的混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引自《中国钱币》1988年3期陈默同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