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文章披露了当年戏作“袁像洪宪飞龙”情况：“洪宪一元纪念银币，成色重量一如通行币，面袁世凯大元帅冠服像，即意技师所雕，一元共和纪念银币旧模（笔者注：1912年所刻），背飞龙，同洪宪纪念金币，放大而去拾圆二字，此币实戏为之也。乃民国八年，造币总厂诸雕刻学生，从意技师习雕刻，艺已成，平时皆取其师之已雕成者，摹刻之，予偶见
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文章披露了当年戏作“袁像洪宪飞龙”情况：“洪宪一元纪念银币，成色重量一如通行币，面袁世凯大元帅冠服像，即意技师所雕，一元共和纪念银币旧模（笔者注：1912年所刻），背飞龙，同洪宪纪念金币，放大而去拾圆二字，此币实戏为之也。乃民国八年，造币总厂诸雕刻学生，从意技师习雕刻，艺已成，平时皆取其师之已雕成者，摹刻之，予偶见唐学生（笔者注：唐尚金，路易奇•乔治回国后任造币总厂主要雕刻师），摹刻飞龙模最佳，因命再刻，去拾圆二字，复取袁像，共和纪念币旧模合印之，百枚，略分赠本厂重要职员及友人，余藏之，未便示人也。后予去职，留模未毀，后来者，取而印多枚出售。复以六七成金印之，号称洪宪大金币，重价出售，诈财已多，为所欺者，终不知也。某君亦喜藏古今泉币者也，某年见予所藏近代各币，曰，君藏虽高富尚无洪宪大金币，我昨以百元易得一，可喜也，言之有傲色，予曰，膺鼎也，洪宪时，那得有此，某君正色，力辩非伪，且述其所闻以讹传讹之掌故，以证之，予不觉哑然失笑，曰勿与予争辩，他人可不知，予焉能不知，伪即予所作也。予不过印银耳，后人变本加厉，又印金矣，且予留以自玩，等自欺未敢欺人诈财也。并为述其始末，某君不觉傲色立消，嗒然若丧矣，予一时好奇，而戏为此，若不言，终无知者，即当时虽有知者，只数人，今或已均不在人世，即伪印金以欺人者，虽知本无金质者，或尚不知，并银亦为伪造，予虽无欺人之心，终恐收藏家为予所误，今特表而出之。”
提及袁像共和纪念币壹圆银币，李伯琦记录：
此为总厂所聘意技师鲁乔奇雕模，极精美，像亦极似袁。模初成。技师知己名于袁像下。见之大哗，谓传之后世，必误币中像为鲁乔奇也。令重雕。有名币，只成数枚，故极为世所珍。去名改刻，重铸5万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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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琦1916年对袁像洪宪飞龙的描述：“十元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一统意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背边皆轮齿纹，亦义大利技师鲁乔奇雕模，故甚精，时周学熙长财部，令多铸，拟颁发各省县，令长官，倍值收藏，人必一枚，且令劝导士绅收买，谓筹款之一助也。先铸十二枚，进呈大典筹备处，适帝制撤销，遂停再铸。嗣京中显贵，多向总厂索此，乃又铸百枚，以分应之，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毀其模而去，故世间流传绝少，价值连城，旋传有伪者，为银质镀金，然非私造，乃初以银印样本，得之者，自镀以金，但银样本只五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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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琦在1945年9月《永安月刊》发表的《中国纪念币考》记录如下：“总厂所聘雕刻技师，由意大利国驻京公使所介绍，三年为期，民国二年来厂，三年满，续聘三年，义（意大利）技师初来华，尚谨饬，久则渐染恶习，又兼翻译从中播弄，逢雕祖模时，必藉端要挟需索，盖义技师不解华语，时北方亦罕有国人通意语者，多方觅得王某，能义语，使之充翻译，给厚薪，王已觉奇货可居，又本非学校所习，乃使馆司贱役者，已不知品行，更富奴性，崇西人，轻国人，三年再满，即辞义技师，革翻译，义公使受其托，来请再续聘，未之允，然义技师在造币厂六年，曾遴选学生六人，从之学雕刻，六年技亦成。……此六学生，规则大异学校，固无学费，币厂供之宿膳，按月每人给津贴十余元，学亦无毕业期。至六年，义技师云，可矣。遂由币厂监督，授以毕业证书，专案报部，毕业生亦改为职员，留厂任事，但技终逊义人，而优于原来各厂之雕刻师。”后来在上海造币总厂就职的著名雕刻师周志钧即乔治的学生之一。
